新授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臣白居易新授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云骑尉臣崔群。
白居易《谢官状》（作于808年）写于元稹的制诰（820年）之前，这段文字中有〝新授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崔群〞的记载，而元稹在制诰写到〝朝议郎行尚书司门员外郎〞。散官官阶低于或等同于职事官的官阶称〝守某官〞，如元稹的散官和职事官同属正五品上，我们看到用的是〝守〞字。散官官阶高于职事官的官阶称〝行某官〞，如特进（正二品文散官）行兵部尚书（正三品职事官）刘崇望，宣议郎（从七品下文散官）行左拾遗（从八品上职事官）内供奉臣张九龄。
明末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这样记载〝尚书员外郎……朱注，公时已赐绯〞，这里的公指的是杜甫。仇兆鳌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熹的注释称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职事官）已为从五品上（赐绯）『注：杜甫所处时代以职事官论官服服色』。唐玄宗开元年间，把尚书员外郎的品阶由从六品上升为从五品下，是因他嫌之前主持科举考试的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品阶过低，故而作了提升。
朝议郎（正六品上文散官）与尚书员外郎的关系，白居易在808年时用的是〝守〞。这说明尚书员外郎高于正六品上，此时其官阶依然是从五品下。820年元稹起草制诰时用的是〝行〞字：朝议郎行尚书司门员外郎。这说明此时尚书员外郎的品阶低于正六品上阶，问题就出在〝尚书员外郎〞的官阶发生了变动，820年唐穆宗继位，将官制做了些许微调，尚书员外郎的官阶由从五品下又旧复降为从六品上。
被贬江州期间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这两句诗为后世留下了〝司马青衫〞这个词语，成了〝受尽委屈〞的代名词，也给人一种〝江州司马这一品阶的职事官一定要著青衫〞的可笑错觉。〝司马青衫〞一词，也催生出《青衫湿》这个词牌，最出名的便是纳兰性德的《青衫湿·悼亡》〝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
白居易初到江州，江州刺史崔能亲自出郭（外城）迎接，〝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到江州司马品列第五（从五品下）。在《祭匡山文》中〝将仕郎守江州司马〞，告诉我们他的散官官阶是从九品下（最低级别）的将仕郎。白居易所担任的江州司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担任的司马不同。刘禹锡等八人在贬所基本上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境遇苦不堪言。公元806年，唐宪宗改元元和，大赦天下之时，他特别三令五申交待〝八司马〞不在大赦之列。
大家不要忘记《琵琶行》诗前小序〝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谪迁意〞，说明他在江州总体上还算惬意，从〝始觉有谪迁意〞，也可以看出他生活得还算惬意。白居易出贬江州之前，担任的职事官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职事官），这个官职是正五品上阶，而他此时担任的江州司马也是五品官，却是从五品下阶。
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有〝唐之臣僚章服，不论职事官之崇卑，唯论散官之品制〞的记载，不过这种现象存在于唐代中后期。白居易的散官官阶将仕郎属从九品下，在官服体制中偏偏对应青色。他的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仅仅只是一个曾经的京官被贬地方官后，在自己的贬所江州巧遇京城来的琵琶歌女，发出的一声去国离京的喟叹。
新授铜符未著绯，因君装束始光辉。惠深范叔绨袍赠， 荣过苏秦佩印归。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明朝恋别朱门泪，不敢多垂恐污衣。――白居易《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琵琶行》中的青衫只是碰巧对应了散官将仕郎的服色而已。白居易这首诗中的裴常侍指裴堪（宰相裴耀卿的孙子），当年授裴堪为江西观察使的制诰――《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江西指〝江南西道〞』，便出自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之手。
白居易的散官官阶将仕郎虽为从九品下，但是他因为裴堪的缘故，凭职事官江州司马（从五品下）的官阶破格获得了〝借绯〞的机会。白居易之前如隋朝有职事官五品佩铜鱼符的先例，再如武则天时期把鱼符改为龟符的时候，也是强调五品佩铜饰。白居易强调〝新授铜符『铜鱼符的简称』未著绯〞，意思说他的职事官江州司马的官阶虽为从五品下按照之前的先例是可以佩铜符的，按照当前的规定却不能著绯。
此处用〝铜符〞代指五品职事官，〝因君装束始光辉〞，因为裴堪的帮忙才让他〝著绯袍佩鱼袋〞。〝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也能够说明他的正式官服应著绯。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贬所江州归江南西道管辖。裴堪在江西观察使的任上，顺便提携了一下白居易。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逢的这种场合属于非正式场合，他当然不能著正式官服（绯袍），此时他应该是便服著青了。当然白居易延袭了杜甫〝青袍也自公〞和〝青袍朝士最困者〞中的〝青袍〞，都是相对于正规朝服而言。
白居易也许还延袭了高适任九品县尉时写的〝青袍裹身荷圣朝〞的〝青袍〞，仅仅是官场失意之时的一句牢骚耳语，后来成了低级官吏的泛称。公元808年，白居易〝新授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不计品阶与官署，左拾遗属从八品上，将仕郎属从九品下，此时他无论职事官还是散官，都属著青的范畴了。一个真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的人，绝对会对自己的窘境守口如瓶。此时的白居易反而没有写诗，吐槽自己著青衫或青袍。
没过多久，他便上奏疏向皇帝讨要京兆府判司这个官职，事实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他的确如愿以偿到京兆府任职司户参军（正七品下）。白居易讨要这个官职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奉养，药饵或缺，空致其忧〞的窘境。这才是此时白居易境遇的真实写照，与被贬江州期间任将仕郎守江州司马时的官俸――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形成鲜明的对比。白居易任职京兆府后立即晒了工资条――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我们查到的一些资料只能证明唐初是按散官官阶发俸，但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中唐以后散官官阶仍然决定臣子的官俸。因为散官同为将仕郎的白居易，因职事官不同，官俸截然不同。但我们列举有关白居易官职动词的诸多例证，能够证明唐代中后期散官体制经过整顿后，是以散官官阶决定官服服色的。起初著青袍的白居易，职事官与散官官阶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他没有吐槽自己著青袍。我们看到白居易的职事官从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再到江州司马，他的散官一直都是将仕郎。由此可见唐代中后期将散官进行整顿后，散官体制相对滞后。
白居易除了江州司马〝借绯〞外，还有一次忠州刺史〝借绯〞的经历。白居易任江州司马的时候尚且能〝借绯〞，他在江州明明过得很惬意，在遇到琵琶歌女时发出了去国离京的喟叹，吐槽自己著青衫。他回到京城后任尚书主客郎中，结果境遇却是〝服色恩光尽反初〞。白居易发了下〝官职不升反降〞的牢骚，一时兴起又一次吐槽自己著青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